2万年前嘉盛投资，人类改造自然的材料主要是石器，此时还没有出现“人造材料”。
2万年后，中国人率先造出第一种人工材料，这就是“陶”，来自江西仙人洞遗址。
接下来，人类先进入“铜石并用时代”，随后进入“青铜时代”。其中，按照西方历史叙事，两河流域和欧洲距今6000年时、埃及印度距今5000时进入青铜时代，中国大概是在夏朝进入青铜时代，距今大概4000余年，也就比埃及和北非以外的非洲稍微早一些。
尽管中国进入青铜时代较晚，但依然遭到西方学者质疑。光明网文章《这里是两千多年前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一把铜斧“惊天下”！》，对于中国夏商周出土的很多青铜器，西方学者并不服气，反而提出中国青铜文化“外来说”，甚至断言“如果中国不产青铜，那中国的青铜器也应该是舶来品”，即夏商周的青铜器是从域外贸易而来。
显然，这一观点就否定了中国存在“青铜时代”。但问题是：最近几十年来，西方学者为何不再质疑中国青铜时代了？答案很简单，不是不想质疑、不是不想否定，而是中国青铜时代货真价实，证据链太过扎实，真实到根本无法质疑。
拥有完整的演化链
与西方的青铜时代不同，中国青铜时代的出现，拥有完整的演化链，相关证据无比扎实，全球独一无二，根本不可能被质疑，比如以下三点：
首先，冶金是制陶业的“副产品”，制陶业为青铜时代准备了充分条件。比如陶窑和冶炉、成熟的炉温技术（5000年前的屈家岭炉温已达千度）、种类丰富的陶器转变为相应青铜器等等。当然，中国青铜铸造业也为铁器时代的到来做了充分准备。
其次，中国古铜矿遗址可谓星罗棋布。上文谈到西方认为中国青铜器源于域外，其中一个原因是认为中国没有采冶遗址，但中国随后发现龙山夏商的山西西吴壁遗址、商代的江西瑞昌铜岭矿冶遗址、周代的湖北大冶铜绿山矿冶遗址（其中竟有竖炉炼铜遗址，还能分离铜铁）等。
第三，青铜铸造“模范”遗址众多，龙山时期南北多地出土“石范”，商代是出土泥范、陶范，周代还出现铜范、以及发明失蜡法等。其中，最惊人的是山西侯马遗址，出土了数万件晋国陶范，里面出土的标准件陶范应是秦国模块化标准件的技术源头之一嘉盛投资，还有齿轮模范等。
除了上述三点，还有坩埚技术（这一点非常重要，却往往被忽视，没有坩埚，如何承载高温铜液，以及后来的铁液）、青铜合金配比和铸造工艺、国家组织能力（青铜铸造业是简陋版的“工业”，不能缺少组织能力）等，都有相应的庞大的考古和史料证据。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考古发现不仅证明“存在”，而且其中各个环节还有着明显的、完整的演化过程，比如坩埚进化、模范进化等，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演化的过程，一步一个脚印，技术演化路线非常清晰，符合人类的认知逻辑和科学发展逻辑。
符合青铜时代标准
1973年，在陕西临潼姜寨遗址，考古专家发现距今6000多年的黄铜片，这是一种铜锌合金，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合金。
1978年，在甘肃东乡林家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考古发现一把青铜刀，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一件青铜器，为单范铸成，距今5000多年。
问题是：姜寨遗址的黄铜片，能否说明中国进入铜器时代；马家窑遗址中的青铜刀，能否说明中国进入青铜时代？
对此，历史学家韩建业指出：“青铜时代核心特征是青铜器在人类生活中占据显著地位。确切地说，只有当青铜器在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时，才能被认定为青铜时代。这种持续的、广泛的使用，而非偶然的制造和使用，是界定青铜时代的关键。”这个标准是对的，理应如此，当然这也是西方对中国青铜时代的判断标准，中国铁器时代的确定也是如此。
由于紧随姜寨和马家窑之后，并未出土相关金属制品，因此中外专家学者给出的答案为“否”。甚至，山西陶寺遗址也出土了一些青铜器，故而部分学者认为龙山文化晚期或龙山时代已进入青铜时代，年代约当公元前3000年或稍晚。但因为是“零星”出现，因此中外“主流”学者不认为当时已经进入青铜时代。
但到夏商周时期，中国青铜器在社会上开始占据重要位置。其他不谈，如今中国馆藏青铜器高达140余万件，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加上私人和海外收藏，那么中国夏商周青铜器数量将更为庞大。因此，夏商周毋庸置疑的进入了青铜时代。
综上，尽管如今还有些杂音，或者认为中国以西的青铜文化影响了中国，但总体上中国夏商周进入青铜时代是无法被质疑的结论。
问题在于：所谓“寇可往、吾亦可往”，历史文化上的交锋有时也是战争，不能总任由西方质疑中国历史，而我们不能只防守只挨打、不还手吧，那么“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又将如何呢？其实，这是一个在某些人看来是“民科的”、“多看一眼就算我输”等的问题。
如果以衡量中国青铜时代的标准来看，中国以西的青铜时代又将如何呢？不妨看一看中国以西的青铜时代情况！
其一、西方正式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太少太小，有人戏言总量不到70斤，虽有夸张、但多也多不了多少。
其二、缺乏相应的采矿、坩埚残片、熔炉、炉渣等采冶考古遗迹，不能对中国有这些要求，对西方就不要求这些证据了吧。
其三、两河流域没有铜矿和锡矿资源，如何率先进入锡青铜时代？西方学者说西亚锡矿或来自阿富汗、英国、西班牙等地，证据呢？
因此，与中国青铜时代一对比，就能看到其中充满了“双标”，比如就那么一点青铜器，如何说“持续的、广泛的使用，在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又比如缺乏相应的采冶遗址，那么他们的青铜为何不是源自中国？
总之，中国夏商周进入青铜时代的结论，可谓无比扎实，西方学者想反驳都反驳不了。但在另一方面，中国青铜时代经受了严苛的检验，其实也不是坏事，因为严已律人也得严以律己，如今是不是要用这一套标准检验一下西方叙事下的西方青铜时代？所谓“寇可往、吾亦可往”，做人不能丢了气势，那些用“激昂文字”批评西方伪史论的学者们，现在该大显身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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